展现毛泽东的“文人形象”
陈晋以50万字的篇幅，撰写了一部《文人毛泽东》（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2），从文人的生活、经历、心态、性格及成就展现了毛泽东文人的一面，把一个“文人形象”的毛泽东以及毛泽东与新中国文化的风风雨雨展现得淋漓尽致，也体现了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文化的关注与切入以及在文化上的深厚素养与非凡造诣。这使毛泽东的文化遗产得以合理的表述与再现，再次充实了毛泽东的伟人形象。
国学研究进入新阶段
《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第二期将发表黄卓越所撰《走向内在研究的国学》，文章将近二十年国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三个前后相续的阶段，自1994年以来，进入本体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最为值得一提的是学术规范的讨论与实证研究的进展。在学术规范的讨论中，学者们对长期以来的浮泛学风及价值估认中的偏颇走向作了较为深刻的检讨。在实证研究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一些误解，主流性东西强加于整体的实证研究身上，严重歪曲了实证研究的原意或它的丰富性内涵。事实证明，近年国学研究的进展，主要还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而非依赖于理论的借用。在广义历史学范围内，理论的适用性是必须趋就实证研究的，否则将违背学科的基本规定。实证研究也是一门学科走向自立、成熟之坦途的必要保证，现在，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再去怀疑它、排斥它，而是如何更好地掌握起来，并进入规范化的运作程序。
老子的“反智论”与中国古代哲学
余杰在《方法》1997年第12期著文《反智论：老子的精髓》指出：“与西方哲学相反，中国哲学明显表现出卑琐、阴暗、附庸的特点，作为东方第一大哲人的老子，并非是在哲学世界游弋的学者，而是灵魂被压扁了的政客，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以反智论为核心的”。因为他愚弄的对象是民众，愚人的主体是统治者。
文章认为，他的反智并不是指知识本身的憎恶与怀疑，而是选择式限定掌握知识的人，即反对让不该掌握知识的人掌握知识，虽然老子本身的智慧比学者的比重大，但他的学说是滞留在政治哲学层面的学说。
晚清帝国崩溃缘由新探
强世功在《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六期上发表《民族国家宪政与法律移植》一文，论述晚清社会崩溃的原因固然有辛亥革命和殖民活动，但这并不是主要因素，其真正的危机在于传统的合法化手段：儒家模式和法家模式已经失效，而这种整体危机无法依赖绅士阶层内部修复而更新、存活。因此，中华文明所面临的不再是王朝的变革，而是意识形态的重构以及法律制度的确定，这种公共结构的转变真正促进了晚清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而国际秩序的不平等则更进一步促进了这种合法性的重建与现代化的建设。
中国文化的“内平衡”与“外平衡”
韩东育在《中国文化现象中的“内平衡”与“外平衡”》（《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追求平衡是中国传统文化现象的重要特征之一。大体说来，平衡从两个方面来进行，即内在心理和外在行为。内在心理的平衡又主要表现在价值置换，反求诸己和化神奇为腐朽这三种方式上。所谓价值置换，即以内在的精神标准来否定外在物质尺度，用内在价值来取代外在价值。经过这种价值置换，人的内心———无论庶民百姓还是官绅士人，都会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外在行为的平衡常常通过谗嫉与毁谤、杀尽不平方太平这两种方式来实现。前者常表现为个人行为，人有所长，己所不逮时常采取这种方式；后者常表现为团队行为，当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差别足以形成阶级对立时，贫贱一方实在无法找出更充分的理由来自我说服时，常采取这种方式，典型的表现就是民众起义。内平衡是一个民族的文明成熟的、心理强大、襟怀宽广和富于前程的标志，它可以协调人际关系、社会矛盾，使人的精神高尚，但过分张扬时，又会使人逆来顺受，自欺欺人，导致阿Q精神。外平衡则伴随有极大的破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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